任何一门医学，都源于实践。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医疗卫生活动是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后，考古工作者从柳州、桂林、南宁、都安、来宾等地陆续发掘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及陶器等，并有捕获生物及用火的遗迹。在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砭石、陶针和骨针等。可见远在石器时代，壮族医药已开始萌芽。
壮族先民在生产活动中，由釆食植物进而识别百草，进而有壮药的萌芽。《史记补三皇本纪》所谓“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关于神农尝百草，“一百而遇七十毒”的记载；《路史》关于“伏羲尝草制砭”的记载等等，不仅是中医药萌芽时期的传说，也是壮医药起源的写照。传说中的伏羲是畜牧业的奠基者，神农是农业的奠基者。壮族作为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其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壮族先民多居住于崇山峻岭地区，这些地区江河网络，草木茂密，毒虫猛兽出没无常，既是乍寒乍热，又是多雨多湿的瘴疠横生的地方。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跌打损伤和毒邪为患势在难免。为了减少疾病和跌打虫伤的痛苦，就不能不求助于当时的原始医疗手段。正是基于这种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始而有壮族医药的萌芽。可以说就起源而论，壮医和中医是同时或相继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