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龙河流域这片山河壮丽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上的一部分。唐宋时代属“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管辖；元、明、清三代属丽江木氏土司（纳西族）的统治。清《云南通志》中曾有“俅人，丽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山岩中”的记载。?
清代中叶，独龙河和怒江曾被划分两段，分别受丽江木氏土知府所属的康普土千总和叶枝土千总管辖。据记载，当时独龙族人民被迫以黄蜡三十斤、麻布十五丈、山驴皮二十张为贡礼，每年按期向维西康普土千总纳贡。后来康普土千总把独龙河上流地区转赠给西藏喇嘛寺，由察瓦龙藏族土千总向独龙人征收“超”费，菖蒲桶(贡山县)喇嘛寺也来征收香火钱粮，而康普土千总仍照例征收贡物。东邻傈僳族统治者，也经常越过高黎贡山，掳掠独龙人当奴隶。独龙人继续抵抗了好几代，残暴的统治者曾先后杀绝了独龙人的几个家族，并强迫独龙人缴纳贡物，号称“尸骨钱粮”。独龙族人民就这样世世代代受着苛重的剥削和压迫。
辛亥革命后，独龙河划归菖蒲桶殖边公署统辖，1918年改为行政委员会公署，1933年又改为贡山设治局。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各族土司头人，对独龙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有增无减，各种苛捐杂税压得独龙人进一步陷入苦难的深渊。虽然如此，在那反动统治的年代里，人数不多的独龙人却爱憎分明，对强暴的压迫者英勇地起来进行反抗斗争。1932年，独龙人掀起了一场反对察瓦龙土司压迫的斗争。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魔爪不断伸入中国西南边境，大批帝国主义分子披着旅行家、宗教家的外衣，潜入怒江、独龙河一带，进行间谍活动。1907年在怒江发生的“白哈罗教案”，就是当地藏、傈僳、怒和独龙等族人民，对法帝国主义进行的反抗斗争。
独龙族人民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与周围的汉、怒、傈僳、白、藏、纳西等各民族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结成了骨肉情谊。各族人民之间，从来是亲密交往、相互合作，这对促进独龙人的生产和生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汉、白、纳西、傈僳等各族人民把砍刀、小铁锄、铁斧等先进的铁制工具及食盐、土布等生活用品带到独龙河，促进和方便了独龙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并换取了当地的黄连、贝母、兽皮等运往内地，丰富了内地人民药物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需要。又如从前独龙族人民没有计数观念，用结绳刻木记事，汉、白等族人民进入独龙河后，由于发生贸易关系，因此教会了独龙族人民用苞谷粒计数，独龙族人民常念念不忘地说：“汉人是我们的亲兄弟，汉人帮助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