痧、瘴、蛊、毒是岭南和壮族地区的常见和多发病症。《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土多瘴气。”马援南征时，“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可见瘴气为害之烈。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瘴疾的壮医治疗方法，而且指出了瘴的病因病机：“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宋朝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两江（按：指左、右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日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两江流域是壮族聚居的地方之一。这些记载虽然不是直接出自壮医的手笔，但作者是在广西为官多年，对当地风土民情了解较多的文人，因而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所称“土人”，当是指民间壮医。可知这时的壮医，已经知道按发病季节对瘴疾进行分类，并从实践中得知，发作于八九月的黄茅瘴，病情最童。这和壮族地区民间谚语“青草黄茅瘴，不死成和尚（按；指头发掉光）”的说法是一致的。从周去非对瘴气病因病机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壮医天、地、人三气同步和毒、虚致病的理论，早在宋代就已为文人流官们所接受。
壮医所称的“痧”，指患病后以出现头晕眼花，发热头痛，胸脘满闷，或上吐，或下泻，腹痛如绞，大汗淋滴，唇甲青紫，胸部或背部常透发斑点（壮医称“斑麻”）为临床特征的一类内科急症。如今民间壮医对痧症的分类已达数十种之多，而且针对主症和病因，各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如“刮痧”、“挑痧”等治疗技法，在壮族民间广为流行，几乎尽人皆知。而究其源，早在宋代的文献中，就已经有壮医“挑草子”和针刺放血治疗“斑麻”痧的记载。
“蛊”为何物，对许多人来说颇为神秘。唐代刘恂《岭表录异》称：“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蓄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茅岭表之家牲惨害也。”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谓：“广西蛊毒有—种，有急杀人者，有慢杀人者。急者，顷刻死。慢者，半年死。”明露《赤雅》“僮妇畜蛊”条有“五月五日，聚诸虫之毒者，并置器内，自相吞食，最后独存者曰蛊，有蛇蛊、蜥蜴蛊，视食者久暂，卜死者迟速。”的记载。追溯起来，可以说壮族民间远在广宋时期，就已认识到蛊病与虫蛇毒气有关，在发病后主要表现为心腹刺痛，胸胁支满，吐血下血，寒热闷乱，腹大如鼓等，能致人于死命。在治疗上，可选用金钱石斛、古漏子、人肝藤等草药。《岭表录异》特别提到：“陈家白药子。本梧州陈氏有此药，善解盛毒，有中者即求之，前后救人多矣。……诸解毒药，功力不及陈家白药。”广州府每年都要将陈家白药作为贡品上送京城。
毒的内涵非常广泛，可以是多种病症的临床表现，更是招致百病的主要病因。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写道：“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广无数中毒致病甚至死亡的实例和教训，使壮族先民们对毒有着特别直接和深刻的感受，并总了丰富多彩的解救治疗方法。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的称谓之一种）防治沙虱毒、瘴毒、箭毒，蛇毒的经验；隋巢元方《请病源候论》收人了岭南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特别值得一提的，唐《新修本草》收载了两种壮族地区著名的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査资料，壮医和壮族民间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在百种以上；这在我国的民族传统医药中，应是具有特色和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