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地区特别丰富的草药资源，为壮族先民认识和大量使用中草药防病治病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是壮医方剂学、药物学形成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在《山海经》、《神农本草经》中，就已有不少先秦时期壮族地区药材和壮族先民用药经验的记载。追至秦汉魏齐南北朝以后，这种壮医药物载就更加丰富了。民族间的医药交流进一步发展，壮族的医药经验部分被收入中医书籍，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晋代稽含著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壮族用药，如：“吉利草，其基如金铁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畜患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雍，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雍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嗽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药。”“豆寇花……食之破气消食，进酒倍增。”等等。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沿》记载了壮族先民用草药防治瘴、蛊、毒的经验。《新修本草》是在唐显庆三年（公元657年）由苏敬等22人编写，历时两年完成的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共载药850种．其中就有部分岭南壮族地区的药物。
晋代医家葛洪到过壮族地区，曾为“勾漏令”，在其所著《肘后备急方》中．对壮族先民的用药经验记载尤详。如指出壮族地区盛产的蓝青、藕、牛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可解箭毒；鬼针草、生萝、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对内服中毒的诊断和解救方法亦颇有特色：“若中毒微觉，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是菌药。久久毒人眼，眼或青或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俚人（壮族先民称谓之一种）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预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并是常用。”并言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草、干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蔗，芭蕉等，“岭南皆有”。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虽为中原人，但在其所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对岭南少数民族医药也很重视。在治风药及治患毒药的分类栏中，载有秦艽、干姜、葛根、狗脊、白芷、大戟、乌头、附子、贯众、菖蒲、吴茱萸、徐长卿、蛇锐、野葛、斑猫等广西壮族地区多产药物。并称俚民“出门，常须带绿黄、傲香、神丹诸大辟恶药，则百盛猫鬼狐狸老物精魅永不敢著。”
在壮医方药学维形中，作为主要内容，除了毒药和解毒药的应用以外，壮医对动物药的广泛使用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虫类药法风止痛镇惊；鱼麟之品化淤通络，软坚散结；介甲之属滋阴潜阳，安神定魄；飞禽走兽滋养气血，变理阴阳。特别是一些山珍野味，因生长于大自然和深山走林，得大地月纯正之气最多，壮医认为其补力更胜一筹。对植物药的形态和功能的认识，壮医亦颇有独到之处。如认为藤木通心者大都有法风的作用；枝叶带刺者多能消肿；叶里藏浆者可拔毒；圃梗白花者多为寒性药；方梗红花者多为热性药；味苦能清热解毒，味甘能滋补虚弱，辛麻能祛寒定痛，酸湿能收敛涤脓；花黄根黄能退黄疸，节大之药可驳骨，等等，并将这些经验总结，编成歌诀，传授给徒弟和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