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控制进一步加强，双重需索，苛敛之重，仫佬族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更惨重了。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不能不有所感叹。如弘治13年（1500）任总督两广的刘大夏曾说：“官无定制，上有十羊九牧之扰，民无定役，下有皂隶马夫之费”， “利重于名，徒曾民害”。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有如坐针毯之感。弘治18年（1505），罗城县封建统治者被迫采取了“革重耗，减盐引，招集流移，劝垦荒田”的措施。但是，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这些改革措施，是无法彻底实行的。相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繁重苛赋仍然不断增加。至万历年间（1573 -1619），封建王朝每年向罗城县各族人民榨取的田塘税面积达1910顷，征收夏秋两季税米达6821石，还有折色解司银527两。这些数字，在当时人口少、生产力低的情况下，对各族人民不能不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
广大劳动群众除了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剥削外，还受到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和疾病的威胁。据文献记载，从元朝大德初到明末的三百多年间，发生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十多次。在此天灾人祸相继降临，各族人民求生无路，一系列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象活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罗城县韦公成乾率领壮族、仫佬族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声势浩大，威震柳州、庆远各地。明王朝派出官吏王煜前往招抚，“柳州等府、上林等县僮民梁公竦等六千户，凡男女3300余口，及罗城县土酋韦公成乾等三百余户复业，……仍隶籍为民”。仁宗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的覃公旺，率众二千起事，称都督。河池县覃公新，联合忻城、宜山莫往等地峒民韦万黄等四千余人，起而反抗，四面出击，杀官吏，开仓库，济贫困，深受各族人民拥护。仫佬族人民也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明王朝感到岭南多事，风无宁日，派镇远候顾兴祖调兵前来镇压，他指挥彭峰、史雄、胡斌等为前锋，亲自带兵随后。由于官兵众多，起义队伍力寡不支，在河池一仗，义军首领韦圆、韦天党等战死，覃公新被俘解送京城杀害。然而革命人民是杀不绝的，只要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存在，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继续下去。明正统8年（1443）8月，罗城县一带的仫佬族人民又起而反抗，夺回被官绅豪强占去的土地。据《明实录》载：“广西罗城县民地220余顷，为洞贼所据，不得耕种，乞免税粮，从之”。起义队伍控制了大片地方。明武宗正德6年（1511），仫佬族地区又爆发了覃惊天、韦动地方领导的人民反抗斗争，与大藤峡瑶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汇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激荡澎湃，此起彼伏，动摇了明王朝在岭南的统治。在李自成等各族农民急风雨般的起义冲击下，明王朝270多年的统治复灭了。
明未，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被入关的清王朝篡夺了。
清王朝建立后，对各族人民进行更残暴的掠夺和屠杀，整个中国变成了民族大牢狱，仫佬族地区也不例外。 据史籍记载，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封建统治者在仫佬族地区编户置籍，把隶属柳州府的罗城县划为44堡。堡设堡目，目下领兵，推行严密的堡兵制度。后来剥减为15堡，设堡目45人，其拥有土兵百多人。而在庆远府属的天河县仫佬族地区则设堡目一，拥有堡兵32人。后来又把堡目改为千总、把总，进行更残酷的压迫剥削。据康熙22年郝浴编《广西通志》说：“伶者、僮之别种。……编于版籍。赋役亦如熟僮”。又说：“宜山伶，性习、居处、服食及婚丧，略与僮同，供赋役亦如熟僮”。这里所谓“伶”人，指的就是罗城、宜山一带的仫佬族称，他们至此已正式编户置籍，与当地壮族人民一样，担负各种赋税、劳役。据史籍记载，顺治18年，因为连年兵燹之灾，人民谋生为艰，知县于成龙曾采取了一些减免措施，以苏民困。到了乾隆、嘉庆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贪赃枉法，横片暴敛，各族人民苦不堪言，仅罗城一地，每年赋额征地丁银达2898两（遇闰加征银161两），米1493石，仓谷12000石。当时，罗城县范围小，人口小，人民负担之重，已是不言而喻。不时，仫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耕作技术已逐步提高，“马，邑中民间多用以代耕”；手工业的打铁、制刀、铸犁等，已有了专门作坊制作。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仫佬族地区已形成了一些初级圩市，使各族人民能够定期的前来进行农副土特产品及生活日用品的交换。史载：“……伶俗随简，种山捕兽，时至圩市交易”。与此同时，煤矿也已经成批开采。据乾隆31年（1766），广西巡抚宋邦绥奏称，“融县四顶山产白铅矿砂，因无煤炭，不能煎炼成铅。而罗城县冷洞山，踩有煤路，可以运往就煤煎炼，试采已有成效，请准其开采煎炼。照例每炼铅百所，抽正课20斤，撤散3斤，造册报部稽核，户部议如所请从之”。中原的封建文化在仫佬族地区传播也已逐渐深入了。明洪武初年，建立学宫。到清代中叶，又出现了不少的义学、社学，科学考试，除了规定每届招收汉族及入籍者少数民族文科八名，武科八名外，又另招收少数民族的苗学二名，仫佬族已开始有一些人精通诗文词赋而考取了举人和秀才。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仫佬族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仍然无能为力，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仍然连年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