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是京族文字的主体。其文体格局主要包括：叙事体的海岛传说、动植物故事、生活故事、幻想故事、民间寓言，韵文体的海歌、唱哈词、婚礼歌、情歌、民间叙事歌、生活苦歌、儿歌等。京族人民所传承的民间文学，一方面呈现出作为中华民族一个成员所拥有的彼此相协调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审美崇尚；另一方面，京族文学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蟾蜍将军》、《杜光辉和故事》、《三岛传说》、《白牛鱼的故事》、《海龙王开大会》、《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榄探海》等传说故事都洋溢着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生动地反映了京族人民对大自然的认识，充分体现了京族刚毅顽强的民族精神和惩恶扬善的文学传统主题。
京族的许多文学作品是京、汉或京、壮文化交流的产物。如京族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董永与刘姑娘》、《米碎姐和糠妹》等，显然是分别受到汉族的《董永传说》的深刻影响，进行再创作加工而成的。此外，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苏轼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都被译成京语，用京族民歌曲调演唱。京族文学史上的珍品——《金仲与阿翘》，则是京汉文学交流、各种文体不断演化的结晶。它历经中国历史事件→中国史学家的史书记载（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中国作家文学（汉语古文短篇小说→汉语话本短篇小说→汉语话本长篇小说）→越南作家文学（越语六八体叙事长诗）→京族民间长歌与故事（京语演唱、讲述和汉语粤方言讲述）的演变轨迹，成功地以徐海和王翠翘的故事为原型，讲述了他们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
京族民歌丰富多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常见的诗律有六、八言，每两句为一个单元，上句六言，下句八言，押“六六腰韵”，即每一单元内，上句末字（第六字），与下句腰字（也是第六字）押韵；亦有押“八六脚韵”，即上一单元的下句末字（第八字）与下一单元的上句末字（第六字）押韵，如此一环扣一环连接下去。若换段意，则可另起环链。京族民间叙事诗同民间曲艺存在密切的联系，有些作品根据民间幻想故事改编成叙事诗，兼有叙事的功能和抒情的特长。代表作品《琴仙》叙唱龙宫内正义与邪恶两种势力相冲突的动人故事，带有浓郁的神话幻想色彩，成功地塑造了“琴仙”这一舍生忘死、为民除害的艺术形象。《刘平杨礼》与《宋珍和陈菊花》两部民间叙事诗分别赞颂了结义兄弟之间的情义和夫妻之间的忠贞爱情，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人物刻画细致入微。另一部京族民间叙事诗《十三哥卖鬼》标志着京族人民思想中的神鬼观念有所动摇，描述了主人公敢于捉鬼、卖鬼的动人故事，具有较强的思想性。京族民间叙事长诗形成于短篇歌谣和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样式已经较为发达、彼此互渗的基础之上，其人物形象各具光彩，情节曲折，叙事抒情水乳交融，艺术品位较高，是京族人民艺术创造才能的充分表现。
京族民间文学的演进同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京族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各种矛盾的冲突日益加深。《渔工苦歌》、《十难歌》、《杜光辉的传说》和以计叔为中心的一系列机智人物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纷繁复杂的近现代京族社会现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京族民间涌现出不少颇具才华的民间歌手，他们都能缘事而发，即兴编唱，歌唱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反映五光十色的世态人情，抒发委婉曲折的民族精神。1980年以后，京族传统的民间文学得到了系统、全面的搜集、翻译、整理和出版，如《京族民间故事选》、《京族民歌选》，还有其他许多作品被收进各种民间文学选本中。
京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国以后的事。目前，已形成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电影响文学剧本等体裁兼备的作家文学文体格局。京族小说的创作以李英敏为代表。京族作家文学创作所涉及的题材和内容，远远超出了京族“三岛”地区的社会生活，超出了本民族的狭小范围，而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京、汉、壮、苗、黎等民族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生活。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以海南各族人民的武装——琼崖纵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背景，刻画了众多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展现了京、汉、壮、苗、瑶、黎等族人民为了求得自由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壮丽画卷。京族小说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李英敏的《椰风蕉雨》、《金色的道路》、《夏朗》、《红树林传奇》、《走出大森林》、《赵司马仔》和张永东的《归家》、《梦的变故》等。
京族的诗歌创作，植根于京族民间文化的沃土，深深打上了民族民间艺术的烙印。许多诗作，或取材于民间素材，或直接采用民歌的表现手法，洋溢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渗透着南方海滨文化的韵味。京族诗人苏维光的《维光苦情歌》、《掷木叶》、《石花》，潘恒济、莫振芳合作的《斩龙传》，张永东的《夏雨》等诗作，都在京族诗歌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