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北方，生活着以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族等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成为草原的统治者。他们以“天苍苍，野茫茫”的北方草原为活动舞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马上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便是受匈奴文化的影响。著名的鲜卑族王朝北魏，其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则是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最好例证。这种文化的相融性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变得多姿多彩。这一特色体现最为突出的便是酒文化。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文化体现了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等特征，决定了游牧民族偏好轻巧易携带的物品。对太阳的崇拜，以及对首饰、服饰、马具的重视，又使他们对金子格外偏爱。游牧及骑射狩猎的生活方式，培育了他们强悍的性格，所以他们对于能御寒壮胆、去邪利身的美酒有着一种天然的嗜好。说到酒，我们自然想到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豪饮。作为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酒器，游牧民族用金、银、瓷、骨质等材质制作，而且在体量、风格、用途上也体现出与中原完全不同的特点。
据史料记载，宋朝的使者到辽国，对其用大杯、大碗豪饮颇为震撼。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的酒器所用材质大多为金、银、瓷器等几类，体量相对较小的杯、盏类大多使用当时贵重的金、银制作，而体量较大的酒容器往往选择来自中原或南方的瓷器产品，这些酒具的工艺都十分精湛。
金银杯盏类，高度与口径一般不超过20厘米。例如蒙古汗国龙珠纹金杯(图1)，高5．5厘米，口径15厘米，杯沿一侧下连一圆环，杯口呈六曲花式，杯底部錾缠枝牡丹、双狮戏珠等纹饰，口沿外侧均饰缠枝纹，制作颇为精巧，应为当时宫廷使用的酒器。它与元代龙戏珠纹金杯(图2)除了杯口不同外，其他形制几乎相同。图3是一件蒙古汗国高足金杯，高10．8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5．4厘米，敞口、卷沿、深腹，喇叭状高圈足。杯腹光素无纹，出土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五股泉。辽代柳斗形银杯(图4)。高6．4厘米，外壁錾满连珠纹饰，极富装饰趣味。辽錾花银盏托(图5)。通高7．8厘米，口径8．8厘米，由托杯、托盘和高圈足三部分组成，分体打制、焊接成型，盏托上錾刻荷叶纹，边饰羽毛状纹，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国驸马墓出土。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体量较大的酒器，以瓷器为主，既有北方窑系，也有南方窑系。这说明宋辽以来，南北文化交流频繁，游牧民族对易碎美观的产品也开始逐渐接受，审美情趣亦发生了变化。如辽代绿釉鸡冠壶(图6)，高24．5厘米，就完全仿造马背民族的皮囊造型。金代黑釉葡萄酒瓶(图7)，1958年出土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此瓶高43．5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9 ．3厘米，口沿至肩部无釉，肩以下遍施黑釉。最有特色的是它的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四字，表明了它的用途，非常少见。现藏内蒙古博物馆。图8是一件西夏磁州窑龙凤纹四系大罐，高58．8厘米，口径14．4厘米，底径16．5厘米，其功能是充当大容量的储酒器。其磁州窑工艺特征非常明显，小口短颈，口沿外侈，圆唇椭圆腹，腹上部用泼墨法画出龙凤和云的轮廓，再剔黑彩，露出白地，勾出龙鳞、凤羽的细部和浮云，形象生动。四系之间各有云纹一朵，腹下部及足部遍施黑釉。现藏内蒙古博物馆。蒙古汗国白釉剔花玉壶春瓶(图9)，高33．3厘米，口径9．6厘米，底径11．5厘米，喇叭口、细颈、鼓腹、圈足，通体施白釉，腹部剔刻牡丹花卉纹一周，风格古朴大方。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金代白釉剔牡丹纹卷口大罐(图10)，高46．2厘米，口径25厘米，底径25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此罐造型浑圆，立体感强，体现了北宋磁州窑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由于当时贸易往来频繁，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浙江龙泉窑的青瓷等酒器在北方草原开始使用。如1977年内蒙古库伦旗白庙子元代窑藏出土的一件青花飞凤纹玉壶春瓶(图11)就是一件难得的青花酒器。此瓶高29．5厘米，口径8．5厘米，最大腹径15．3厘米，足径9．4厘米，其外型特点是撇口、颈细长、圆腹，胎骨较厚，结体紧密，釉色温润，白中透青，晶莹光洁，青花蓝中微闪紫色。口沿绘一圈卷草纹，腹部饰缠枝纹，花中凤凰比翼双飞，腹底饰莲瓣纹。现藏内蒙古哲里木盟博物馆。
从这些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从元代的大量生活用瓷看，盛酒的瓷器已逐渐与中原同化。近几年北方发掘的大量元墓壁画反映出，元中后期，因与中原的征战或商贸的频繁往来，北方游牧民族喝酒的风气也逐渐汉化，首先便是酒器的汉化，如前面提到的酒罐、酒壶、酒勺、托盘、温碗、酒盏 、酒瓶(长瓶)、玉壶春瓶等在元墓壁画中都有呈现，画中所反映的备酒、进酒场景，已不是大碗豪饮的气度了，而是壶杯齐全、礼仪彬彬，显现了南北方民族酒文化的吸收、融合。